本篇文章为质兰播客《山海经

鸟类保护漫谈》的速记精要，讲述人：张正旺老师。

山海经内容录制于年，我们有幸和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正旺老师和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博士生导师刘阳教授，一同聊了聊鸟类的保护。这期没有提纲的播客，却无意间回顾了鸟类保护的历程，希望以回顾历史，来反思当下。近期的鄱阳湖事件，更多的民间力量，志愿者和爱好者团体们在积极行动，保护确需公众的力量。公民意识的觉醒，正推动国内形成更为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应对全球变化之下的生物多样性挑战做出中国的贡献。

鸟类保护：是科学的，更是大众的87:42来自质兰说

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鸟类学尤其是鸟类生态学的发展，最开始基于两个类群，一是雉类一是鹤类。究其原因，这两个类群体型大，且是中国特色，如雉类，我国特有种类繁多，如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斑尾榛鸡等。中国学者对这些特有种的研究大大填补了外文资料的空白。

郑作新院士是中国现代鸟类学奠基人之一，做了非常优秀的开创性工作，遗憾的是，当时研究生制度刚刚建立，郑老带的研究生不多，博士只有2位。其中一位是雷富民，另外一位，是徐照辉。硕士生有卢汰春、何芬奇、李湘涛、魏天昊、邹昭芬、徐延恭等。另一位奠基人是郑光美院士，郑光美院士比郑作新院士年轻了差不多20岁，在珍稀濒危雉类的研究与保护上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郑作新院士给研究生上专业课。图片自网络

郑光美院士的另一大贡献是建立起一支队伍，当前和我同龄的非常活跃的鸟类学研究者，有一批都是郑光美院士的学生，这也得益于研究生制度的完善和招生规模的扩大。郑光美院士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有三四十位。我是郑院士的第二届硕士，我的师兄楚国忠先生，在中国林科院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当主任，他是郑光美老师的第一批研究生。另外，像浙江大学的丁平教授、浙江自然博物馆的陈水华老师、复旦大学的马志军教授、武汉大学的卢欣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丁长青教授等一批人才都是郑先生脉络的传承，到中山大学的刘阳已经算是第三代了。

郑光美院士在野外工作。图片自网络

80后受教育的程度更高，创新能力更强，他们的工作也非常出色，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包括：北师大董路教授、海南师范大学的杨灿朝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董峰、吴飞等一批年轻学者。

年，郑作新院士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一个重大项目，开展中国珍稀濒危雉类的生态生物学研究。当时他组织了11个单位的著名教授，包括郑光美老师、浙江大学的诸葛阳老师、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许维枢研究员、兰州大学的王香亭教授和东北师范大学高玮教授等共同开展珍稀濒危雉类的生态和保护生物学的研究。

张正旺教授与其研究生在董寨（后排中间的为刘阳教授）。图片版权张正旺教授

而鹤类的研究，全球共有15种鹤，在中国有记录的是9种，包括黑颈鹤、丹顶鹤、白鹤、赤颈鹤、灰鹤、蓑羽鹤、白枕鹤、白头鹤、沙丘鹤。丹顶鹤，千百年来跟中国人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连接。从70年代末，中国开始重视鹤类研究，当时国际鹤类基金会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一个国际组织，把中国鹤类的保护作为重点。早期，中国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能拿出来的科研经费不多，只能放在刀刃上，选最重要的课题去做。鹤类有文化上的属性，也非常稀有，得到了当时的林业部，后来的国家林业局，现在的国家林草局的重视，对其致危因素、种群监测、行为研究和栖息地保护等展开了研究。最早，一批学者在东北扎龙自然保护区做丹顶鹤的研究和保护，也涌现出一批专家，像安徽大学的王岐山教授、黑龙江野生动物研究所的马逸清研究员、东北林业大学的马建章院士等。

的确，在当时有很多濒危的鸟类物种，我们既不知道它们的数量，也对它们的整个生活习性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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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鹮：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一面旗帜，也是珍稀鸟类恢复的成功案例

丹顶鹤也因为扎龙徐秀娟的保护故事走入了公众，而朱鹮则是因为国际合作，为公众所知。

年是朱鹮再发现的40周年。朱鹮原来在整个东亚地区数量较多，分布也较广，后来突然数量减少。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分布在俄罗斯和朝鲜半岛的朱鹮都消失了，日本当时仅有五只个体还都失去了繁殖能力。他们把这五只朱鹮放在动物园，希望在动物园能建立起种群，但最终这五只也没有留下后代。

朱鹮和日本的文化联系密切，地位类似于日本的国鸟，其拉丁文Nipponianippon也暗示着和日本的关联，它有点类似于丹顶鹤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

当时因为中国的地大物博，日本人就希望中国人能帮忙找找，看中国还有没有朱鹮。其政府代表团和我国相关部门商谈提出合作期望，我们的主管部门就把任务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由郑作新院士牵头，最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刘荫增先生在陕西的洋县找到了2巢7只个体。消息发布后，在整个世界都产生了轰动。7只尽管少，但却是朱鹮种群恢复的最后希望。

中国人也非常争气，对这7只进行了重点保护。陕西洋县，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对它们的巢，安排24小时守护，避免出现意外。当地人为了让朱鹮有好的生存环境，水稻田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减少污染。经过40年的努力，目前野生朱鹮的最新数据已经超过只。不仅中国的朱鹮种群数量恢复了，我们还帮助日本、韩国重新建立了种群。

朱鹮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一面旗帜，也是珍稀鸟类恢复的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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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型鸟类到小型鸟类的研究和保护

中国鸟类的研究发展变化很明显，年，我刚担任中国鸟类学会秘书长时，仅有余名会员（含港澳台人员）。八年后我卸任这个职务时，鸟类学会的会员数量翻了一番。除了很多青年学者，还有爱好者、志愿者，他们对鸟类不仅是喜欢，也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甚至对某些鸟的认识比专业学者还要深入。到年，我们会员的人数已经过千。

国内最早鸟类研究的设备条件也很简单，我做研究生时，我们三个研究生在浙江，半年的时间郑光美老师只给我们四卷胶卷，看到了鸟类，我们都要考虑下是否按下快门，不敢随便拍照。

郑老师在新疆考察时更艰苦，就带一两卷胶卷。那么好的考察机会，但条件受限。而现在我们去野外，除了照相设备、摄像设备，还有红外相机，红外相机动辄就几十台、上百台同时使用，有些研究还可以动用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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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末，我在广西做研究的时候，碰到老外。他来调查鸟类的，他也不是科学家，只是爱好者，他当时就拿了录音机出来，里面是磁盘的那种，就已经拿来录鸟的叫声，通过叫声来做鸟的鉴别。当时觉得好厉害，很羡慕。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这种高级设备。

——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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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资助观念的转变也推动了鸟类学研究的发展。资助强度变大，各种类型的经费变多，国家科技部、基金委的重点项目和一些重大课题都发挥了作用。早年的濒危鸟类保护研究，多是国家的需要。后来，因为更多人从事相关研究，就可以有一部分力量做常见种类、优势种类的研究，探讨更深入的科学问题，比如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来开展珍稀濒危物种的相关研究，而把常见物种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它的进化问题、它的行为适应问题等。

从研究的手段来看，过去以观测为主。现在则是微观、宏观结合起来。不仅看它长的怎样，还从基因的角度做研究。比如刘阳在做勺嘴鹬、绿孔雀的研究，除了常规的调查，还从遗传多样性、种群进化历史等方面开展深入探讨。

现在我国也开始建立遗传资源库，在昆明有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浙江大学有国家林草局支持下的濒危野生动物基因资源库。另外雷富民研究员，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依托国家动物博物馆，也收集了大量鸟类样品作为研究材料。

从大型濒危特有的物种转向对常见物种开展更广泛的研究，其大量的工作出现在年以后。因为各种条件的提升，大家开始从一些机制上、理论上来做一些深入研究，比如鸟的行为方面的研究：像鸟类的巢寄生行为，还有鸟类合作繁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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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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