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北极雀 >> 北极雀的天敌 >> 楮墨荟萃石铭江南论文连载初探中国历学在
初探中国历学在古代墓葬中的应用
——以钱匡道墓志盖为例
作者：方琦
（杭州市文物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心）
吴越国为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偏安一隅的小国，辖浙江的全部，以及江苏和福建的一部分。自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至末代钱（弘）俶，三代五王，共统治72年。
据《吴越备史》《钱氏家乘》等文献及浙江一带的方志记述，历代吴越国王及王妃的葬地基本集中在杭州、临安两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后发掘、清理了吴汉月、钱元玩（钱镠第十九子）、钱元瓘、钱宽、水丘氏、钱元瓘王后马氏（康陵）等8座属于钱氏家族的墓葬，其中明确身份的有6座。此外，年在江苏苏州七子山也发现了一座钱氏家族墓葬，位于尚未发掘的钱镠第六子钱元璙墓旁，暂未确定墓主身份。
除以上这些钱氏家族成员之外，在《吴越备史》中，还提及钱氏家族的另一支系——钱镖一族。钱镖是钱镠的弟弟，随兄征战多年，最后却叛逃他国。那么钱镖支系的钱氏成员叛逃之后又如何了呢？或许可以从江苏省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的一处钱氏墓葬中了解一二。
一、钱匡道墓志的发现
年4月，在江苏扬州市城北乡三星村夏庄某基建工地上发现五代时期钱氏家族墓葬。该墓为一座小型的砖室墓，方向66°，坑口长4.8米，宽2.1米，墓室较小，仅能容棺。墓葬早年被盗，砖筑墓顶和四壁基本被破坏，出土木佣、铜钱等少量随葬品及一合墓志。根据墓志铭内容，确认墓主为钱匡道。
钱匡道墓志铭拓本
钱匡道此人在史书上并无记载，但通过墓志铭大致可以了解他的生平。志石中记载：“公姓钱，讳匡道，字佐明，其先吴兴人也。宙，皇曾祖也。宽，唐太师，皇祖。先越王霸后，并前数／代，皆有追赠。先越王讳镠，世父也。大吴匡时保定功臣宣义军节度使、滑郑颖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知饶州军州事、特进、检校太尉、兼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滑州／诸军事、滑州刺史、上柱国、吴兴郡开国侯、食邑三千户，谥曰肃，讳镖，皇考也。”由此得知，钱匡道为钱宽之孙，亦是钱镠弟弟钱镖的儿子。
关于钱镖，史书上确有记载。据《吴越备史》记载：“天佑七年，既逐高澧钱镖至州安抚，以镖为刺史。后叛入淮南。五代史吴越世家，干化元年，镠弟镖居湖州擅杀将潘长，惧罪，奔于淮南。又按，唐天佑四年，逊于梁。”钱镖虽为钱镠的弟弟，却因“惧罪”而叛逃至淮南。关于“奔于淮南”这一点，在钱匡道的墓志铭中也得到了证实，然而却是另一个版本。墓志记载：“今越国大王，从父兄也。顷者肃公自唐朝覆之初，与兄同霸南国，扶危定难，靡不居尤，众仕其能。寻授数郡，后治菭川，盛绩愈彰，官居太傅。杭越之民皆相谓曰：且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唯我太傅兼有之，他日为王之嗣者，非此而谁？王诸子皆惮之。既在猜嫌之地，遂流管蔡之言，公闻之，乃仰天而叹曰：我深怀吴起之悲，不唯忠孝之心，未毕施于世，归全之途，又复如何？所宜避地而巳矣。遂侔子灵择国之计，慕羶而辅之。”
当时淮南隶属于杨吴政权。吴（-）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为杨行密所建，又称杨吴，亦称南吴、弘农、淮南。为区别于三国时期孙权建立的吴国，史学界称之为“杨吴”。杨吴政权存在35年左右，历四代，建都广陵（今扬州）。
墓志中描述的钱镖因智仁勇、天下之达德，而备受杭越之民的推崇，甚至于认为“他日为王之嗣者，非此而谁”？钱镖受到钱镠诸子的忌惮和猜嫌，无奈之下，离开吴越国，择地而仕。作者认为，此墓志铭因是杨吴政权的官员[1]撰写，墓志铭大有溢美之词，更像是钱镖无奈之举，却并非叛逃。
钱匡道墓葬出土的文物中，墓志盖颇有特色。该盖为正方形，青石质，边长54厘米、厚10.8厘米，盖面底层浅刻大小不一的方形格子，上刻四层图案。中心楷书阴刻“大吴故钱府君墓铭记”，3行9字。四周是四方水波纹图案，疑似四海。左右各有一个大小一致的圆圈以及两个星宿，两星宿左为北极和四辅，右为北斗和辅星。环绕日月北极北斗的，是八卦图案，再外一圈为十二生肖图，四角点缀牡丹花纹，最外侧一圈是二十八星宿。因为墓志盖是立体的，在拓本中显示最外围一圈是四方神，实则是刻于墓志盖的侧面四周。其中青龙为走地龙的形式，鳞甲遍身，长须飘然；白虎身披长毛，前爪高抬，昂首挺胸；玄武龟蛇紧绕，上下守望；朱雀脚踩仰莲，双翅展飞。
钱匡道墓志盖拓本
二、中国古代历学在钱匡道墓志盖的体现
在临安出土的钱氏家族墓葬中，钱宽墓和水丘氏（钱宽夫人）墓的星象图基本一致，在东、西方分别绘制了红日和青月。[2]在钱匡道的墓志盖中，有两个圆圈，左右对称，大小一致。“日出东方”，以及“东青龙”，左边的圆圈靠近青龙，下方相对的又是北极。同理，右边的圆圈靠近“西白虎”，下方相对的是北斗。因此作者认为，这两个圆圈分别表示的是“日”和“月”，由此推断：左圆为日，对应北极和四辅；右圆为月，对应北斗和辅星。
钱匡道墓志盖局部图
此外，钱匡道墓志盖中的八卦与十二生肖相对应。坎对应鼠，艮对应牛和虎，震对应兔，巽对应龙和蛇，离对应马，坤对应羊和猴，兑对应鸡，乾对应狗和猪。同时，八卦与十二生肖的位置与四方神也相对应，坎、鼠，对应北方玄武；震、兔，对应东方青龙；离、马对应南方朱雀；兑、鸡对应西方白虎。这样的对应方式，与古代的日晷是一致的。十二生肖又是十二时辰，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排序，代表时间。对应视图如下：
钱匡道墓志盖为方形，星象中的二十八星宿在相等的格子中刻绘，保存完整，刻线清晰。因每个格子大小均等，星宿星数不同、形状也不同，导致有些星宿已变形。作者以翼、参、斗、井等容易辨认的星宿来定位，发现二十八星宿并没有完全按照规定顺序排列，并且与盖侧的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也没有一一对应，恰恰是南北相反，即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对应的是北方神玄武，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对应的是南方神朱雀。在中国古代，人们向来认为“逝者为大”“死重于生”，孔圣人都尤以葬礼为尊。那么，在古代墓葬中为何会出现四方神相反的现象呢？真的是绘制时的失误所致[3]吗？
吴越国时期，天文科技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在钱元瓘墓、吴汉月墓、钱元玩墓、钱宽墓、水丘氏墓、马氏墓的墓室顶部均发现了绘刻的天文星象图，且位置相当正确，很具写实性。作者认为，绘制失误的可能性不大。
追根溯源，在更早期的星象图研究文章中就有论述，如刘道广先生在《关于汉“四神星象图”的方位问题》一文中道：河南唐河针织厂汉代画像石墓中有一幅“四神星象图”，西苍龙、东白虎也是逆反现象。按照传统的东苍龙、西白虎布局，把画像石的摆放方向颠倒了过来。其结果，虽然东、西方向与传统的四灵方位吻合了，但朱雀却调到了北方，玄武到了南方。
文中还以庞朴先生在《“火历”续探》中的论点为据，进行了解释：为了适应制历的需要，作为“天图”的二十八宿序列，曾经出现过一个适应地平坐标系的转变过程。在表现二十八宿序列的方法上，按照地平坐标系的要求，来了一个方向上的逆反，从而形成了一个与斗建法、太岁法相适应的新的纪历体系。这意味着“把二十八宿也拉到地上来安置。”于是得出的结论是：“秦汉以来便按照地图上的方向来排列二十八宿的方向。这样绘制出来的四宫二十八宿图，与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格局相合，正是一副地图的格局。把吻合于地图的二十八宿图再安置在墓顶的天上，必须出现东西方向的逆反。”
此外，文中提及，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无一例外都是上南下北。“四神”是上方为朱雀，下方为玄武，左方为青龙，右方为白虎。朱雀居南，玄武示北。星象图在方位上，如果是高悬在墓室顶部，人处在北方的位置，坐北朝南仰望高悬在上的“四神星象图”，就会看到南方的朱雀在前上方。如果是平面俯视的情况下，左方青龙和右方白虎的位置在仰视情况下也正好作了一个左右对调。上南下北，左西右东，符合的是汉代人的方位概念。
因此，作者认为，四方神与二十八星宿的位置东西相反，或者南北相反，并非个例，也绝非绘制所误，而是空间的立体方位转换到平面出现的现象，以及仰视与俯视角度不同引起的错位。
究其根本，二十八星宿与四方神的由来，庞朴先生的《火历钩沉——一个遗佚已久的古历之发现》一文中，作了研究和阐述：二十八星宿周天环接，日月五星以之为背景运转，本无四宫之分，更无四方之别。东西南北本是地平方位。二十八宿判为四宫，出于后来年分四季之需；而其列为四方，则是欲以天空星象与地平方位对应，使时间与空间调谐，让皇天与后土结合，满足天人合一的观念所生。古人相信，日出东方乃是一天的开始，日落西方便是一天的结束；而大地春回则是一年的开始，秋实累累又宣告一年的结束。这样，时间的开始是春天，其方位是东方，这是时空对应的关系。如果再加上一个天象，要春季、东方、天象三者对应。那么，角七宿为春为东，且包括了“大火”在内，就被视为时间开始的时候和方位的标记，并赋予它们以龙的形象，与此相应，西天此时的星象，含有参星在内的那一群已落和将落的列宿，则被认定为西方和时间结束的季节即秋季的代表，并赋予以虎的形象。以庞朴先生的观点来说，这也就是四方神中，东方青龙和西方白虎的由来。
那么南北又如何呢？庞朴先生认为：随着阴阳历的问世，另有一套时间观念。以夜半为一日之始，以冬至为一岁之始。根据日半在正南的事实推想，夜半的太阳被安放在正北方。于是北方便成了时间开始的地方。而冬至的太阳在斗七宿，于是斗七宿便成了冬季、北方的象征，并出于某种现在尚难确言的观念，赋予斗七宿以龟蛇形象，谓之玄武。而南方、夏季和井七宿，赋予以朱雀的形象。所以，中国的二十八星宿体系之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结合了时间、空间、历学而成。
此墓志盖集四面八方天穹空间的概念，和一年四季、日历、时辰为一体的综合历学图。
中国历法史上，常有所谓“大历”“小历”即官历、民历。大历是朝廷正朔，小历是民间农书，大历带有政治色彩，小历饱含泥土气息，二者各自为用，并行不悖。
以庞朴先生的“火历说”为例：此处的“火”，又名大火或心宿二，指的是一远离地球的恒星。它在一年里只有半年时间出现于夜晚晴空，其他半年则隐在白天的天上。因此，在原始农事时代，大火黄昏见于东方的时候，曾是春分前后，万物复苏，农事开始之际；而大火西没，又曾是秋分左右，收获完毕，准备冬眠的时节。因此，以火纪，就是以大火的视运行来记述时节，规定人事。火历以火纪时，自有专人注意观察大火，履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的钦天职司。因火历而设的官员叫“火正”。由此发展而成，为朝廷和帝王专门观测星象的部门——钦天监。
既然星象图可以表示时间、方位，那么如果把星象图想象成一个日晷或者表盘，而与之相配的指针就是北斗七星。
赤道式日晷
古人在长期对于星象的观察中，发现了北斗七星跟四季的关系。北斗七星之所以引起注意，不仅因为它在夜空中是一个很显著的天象，可以帮助人们辨明方向，还由于它的斗柄围绕北天极的周日旋转（地球自转的反映），可以指示夜间时间的早晚，犹如白天太阳的方位可以利用来定时间一样。更重要的是，北斗七星在围绕北天极的周年旋转（地球公转的反映）中，可以指示寒来暑往季节的变化。《鹖冠子·环流》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因此，斗柄指向哪儿，基本可以判断出墓主的入葬时间或者去世时间。
以五代吴越国第二代国王钱元瓘、王后马氏、妃子吴汉月墓葬中的三幅星象图为例，在钱元瓘墓的星象图中，北斗的斗柄指向东方，他的入葬时间为春季。这一点与《吴越备志》中记载的“七年壬寅二月癸卯，葬于国城龙山之南原”相吻合。在钱元瓘王后马氏康陵的星象图中，斗柄指向东方，与马王后下葬的时间“冬十有二月丁酉二十五日辛酉”，即春季二月五日，相符合。在钱元瓘妃子吴汉月墓的星象图中，北斗的斗柄指向东方七宿，当合上墓盖时，东方七宿在西方白虎雕像上方，因此斗柄是指向西方的，由此推断，刻天文图时当是秋天，这也与《吴越备史》卷四记载的“吴汉月秋八月敕葬于慈云岭之西”的时间是一致的。由此表明，三者的北斗斗柄指示的都是入葬时间。
在钱匡道的墓志盖上，星象图以方形显示，北斗斗柄清晰明确地指向北方，冬季。从细节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北斗的斗柄指向鼠之前的方向，鼠亦对应子时，即凌晨23-1点之间。这一点，与钱匡道墓志铭上记载的去世时间“天祚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壬子时”亦是相吻合。此处北斗斗柄指示的不仅仅是去世的季节，还显示出了他的去世时间——壬子时。
三、墓志盖中钱匡道皇族身份的体现
星象图在唐朝仅为皇室所用。不管是在杨吴政权还是吴越国时期，具有占星卜卦功能的天文星象图应是被中原政权控制的，不能“散逸人间”。而在吴越国钱氏王室和宗亲的家族中出现星象图，亦实属违规。[4]尤其是在钱匡道的墓葬中出现星象图，更是杨吴政权对于钱匡道赋以与王室同等的尊敬和礼节。
此外，在钱匡道墓志盖上，北斗七星与辅星相结合。“北斗为帝车”，象征着帝王。辅星亦指辅佐帝王的臣子，辅星伴北斗，体现出帝王之尊贵。在钱宽、钱元瓘、马氏墓的星象图中，北斗皆有辅星相伴。这几位贵为王室，而钱匡道属于钱氏王室的宗亲，在墓志盖中也出现了辅星伴北斗，由此看来，杨吴的皇帝对钱镖及其子嗣钱匡道不仅仅是重用，而是与钱氏王室身份相等的葬礼规制来尊重他。
四、宗教信仰在古代墓葬中的体现
五代钱氏王室一向崇佛礼佛，以兴寺立塔而闻名，吴越国也是素有“东南佛国”之称。在钱匡道墓志盖的四方神中，朱雀脚踩仰莲，体现了佛教风格。除了佛教，在钱氏家族的墓葬中还能体现出对于其他宗教的信仰，比如五行八卦、守护神的概念皆出自于道教。“四神”与“四方”观念相结合，后为道教所吸收，在古代民间一直把四方神作为吉祥之物。有神灵的护佑，在民间是镇宅辟邪的功用；而古人视死如生，在墓葬中是镇墓驱邪、庇佑子孙的寓意。
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漆箱盖上，环绕中心的大“斗”字，有一圈二十八宿的古代名称，列宿以角为始，自顶部中间顺时针环斗字首尾相接。盖面两端另绘有青龙、白虎图象。
青龙白虎北斗漆箱
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临安板桥五代墓中出土的八卦四灵镜，是八卦加四灵的图案。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天象铜镜，也铸有四神、十二生肖、二十八星宿和八卦。铜镜在民间不仅是用于梳妆打扮的日常用品，亦有镇宅、辟邪的功能。
四灵八卦镜
唐天象铜镜
五、小?结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出土的钱匡道墓志铭，揭开了五代吴越钱氏家族成员之一的钱镖支脉世系关系。钱匡道墓志盖集星宿、八卦、四灵、十二生肖于一体，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学在钱氏家族墓葬中的成熟应用，也体现了五代时期钱氏家族对于佛教、道教等宗教的信仰。
参考文献：
[1]张玉兰：《晚唐五代钱氏家族墓葬初步研究》，《东南文化》年第5期。
[2]王建民、梁柱、王胜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象》，《文物》年第7期。
[3]崔倩：《吴越国墓葬天文图研究——兼及东亚视野》，选自朱晓东、凌亦鹏：《吴越国史迹遗存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现代出版社，年10月，第88页.
[4]傅宏明：《杭州吴汉月墓风水初探》，《浙江学刊》年增刊。
[5]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年第3期。
[6]尹世同：《最古的石刻星图——杭州吴越墓石刻星图评介》，《考古》年第3期。
[7]蓝春秀：《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马王后墓天文图及其他四幅天文图》，《中国科技史料》年第1期。
[8]刘刚、薛炳宏：《江苏扬州出土钱匡道墓志考释》，《东南文化》年第6期。
注释：
[1]钱匡道墓志记载：“前摄寿州都督府文学乡贡进士元震撰。”
[2]张玉兰：《晚唐五代钱氏家族墓葬初步研究》：“从星象图的形状看，钱宽墓和水邱氏墓的基本一致，而马氏墓、钱元瓘墓、吴汉月墓的大致相同，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钱宽墓和水邱氏墓的星象图在东、西方分别绘制了红日和青月，而在其他3座墓葬中就没有这种表现形式。”
[3]张玉兰：《晚唐五代钱氏家族墓葬初步研究》：“水邱氏墓星象图东西两方的星宿方位相互颠倒，将东方的角、亢、房、心、尾、箕七宿星座绘到了西方，而在西方的奎、娄、胃、毕、昂、觜、参七宿星座绘到了东方，两方星宿的排列也全成了反向，南北两方各自的七宿星座的位置也都是反向，这应该是绘制时的失误所致。”
[4]崔倩：《吴越国墓葬天文图研究——兼及东亚视野》：“在中国古代图籍的分类中，天文图像是一类特殊的存在，因其有星占学的意义，可以作预测吉凶、占卜王朝兴替等政治之用，因此汉唐之际就被作为秘画珍图，不传于民间。中唐以后，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增长，李唐王朝对于此类天文书籍、图像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因而出现了“散逸人间”的情况，不过待到各地割据政权稳定下来，又重新沿袭了李唐的律法，对天文方面的书籍加以管制。”
往期回顾楮墨荟萃｜石铭江南论文连载①《吴越国墓志概述》供稿：方琦杭州市文保中心